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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结论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

从大陆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到，在崇儒反马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高度一致。康晓光不讳言现代仁政就是一种专政，他称之为儒士共同体专政，由有贤德的仁者、儒士专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的政。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国保了，种保了，但教亡了，文化亡了。康晓光说，文化民族主义必须完成整理国故、社会动员、制度化三大任务，才能把儒化社会落到实处。如果以1989年蒋庆在台湾《鹅湖》杂志发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为大陆新儒学之发端，那么这种思潮客观存在已有1/4个世纪了。这是后辈比前辈更激进、前辈比后辈更理性的一个例子。当前已进入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中国大陆新儒学阶段，以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为标志，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发展的新阶段。

蒋庆坚持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五四后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发展到今天，内部都有左、中、右之分野，当代儒学也是这样。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

熊、金、张三先生为哲学家，是牟氏从早年就执定的看法。[58]方东美是现代中国哲学界资深的名教授之一，以诗人哲学家或诗哲著称于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国民政府到台湾，在台湾逐步向现代化走，这是第三阶段。

至于金的《论道》一书，估计牟宗三读过，至少是部分地读过，因该书先行以单篇论文发表，在牟氏的著作中出现过有关的评论，参阅牟著《逻辑典范》，香港，商务印书馆，民国30（1941 ）年版， 页382。中国式的哲学家要必以文化意识宇宙为背景。

二 在早年，牟宗三就在他主编的《广州民国日报》的哲学周刊专栏上，以哲学家为对象而对中国哲学界发表过重要评论。总的来说，这三者的成就均不大。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 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39、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同上），页34，页28。

[13]而佛家或儒家，同是只作了半篇文章，一成了宗教家，一成了道学家，而都不能算是着哲学家。其挽云： 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弘通，波浪壮阔。牟氏认为，熊先生跳出了儒学和佛学的两个传统，且超越了这两个传统，正是在此超越点上显出熊为真正的哲学家。而金的《知识论》一书虽完成于四十年代，但迟至1983年才正式出版。

陈康是亚里士多得专家，几年后就去了美国，在台大没有影响。1949年以后，台大的哲学系有方东美、陈康诸先生。

63、 参见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413～414。胡先生所了解的杜威只是How we think"中的杜威， 杜氏后来的著作他大概都无兴趣，或甚至根本没有读过[5]。

？Werner Meissner，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China：The Controversy over Dialectical Matterialism in the 1930s ， PartⅢ . 1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ford， California， 1990. 29、 金先生这个独立一贯的态度，一直坚持到五十年代。2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39。59、吴森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吴著《比较哲学与文化》（一），同上揭书，页185。[19]且从五方面论析与指证了张氏的贡献，而只对张氏极其怀疑外界的条理或秩序的客观性的态度，加以批评，指陈这一态度与其承认所与为相关共变的观点相矛盾，认为他没有走到实在论，而却偏走向唯用论或唯心主义，是沾染西方偏僻思想过久，而留下的下意识地以不自然为自然的痕迹[20]，故而使他的著作在细节上尚未作到极尽自然。40、牟宗三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页208。[64] 注释： 1、 牟宗三在不同的文章或讲演中，对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一致，在《关于生命的学问》（1961）一文中的三个阶段是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诸先生为第一阶段。

60、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4～145。然而，牟氏对《新唯识论》中的浪漫色彩虽表同情的理解，实却不满，不乏微词以示批评。

实际上，在牟氏的眼目里，中国哲学界称得上哲学家的人物不仅仅是上列三人。（D.3.4.1）说明此时牟知道金在写知识论， 但是尚未发表，故牟未见到此书。

2、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同上），页139。但是，金先生高贵的学术品质和刚直不阿的学人风范广为流传，至今仍为佳话。

54、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先生，牟著《道德的理想主义》，页266，页264～265。62、牟宗三《生命的学问》，页136。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47]而且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

[43] 对于梁先生在文革中表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牟氏深表由衷的敬佩之情。36、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页141。

而在实际上，牟对张氏作了不相应的过高评价，认为在认识论上所主张的多元论超越了英国的知觉因果说（Causal theory of perception)，与康德的知识万能说（Possible theory of Knowledge)[17]，在根本点上较之于美国的路易士（Lewis）更为充足，能表示圆成的路向[18]，打破了知识论与元学的混淆，是对元学上一元多元之论的根本改变，肯定它的大纲节目，总算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当的系统。他分别从中国大学哲学系与哲学家来省察这三阶段的哲学。

如果说清华学派仅指清华中文系的学派特色，或许可以成立， 用在清华的哲学系，指金岳霖先生一系的哲学（包括逻辑哲学）研究，冯友兰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或许尚可考虑。他还把熊子与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和中国的胡煦相比拟，推许他们的哲学皆能安体立用，证体明相，而臻于元学的极致。

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生命所结晶成的那套实践的学问，便真斩绝了，成了一无所有。24、 贺认为，张东荪的认识论著作是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试。[60]可见，牟认可了方东美与他（牟氏本人）和唐君毅并驾齐驱的哲学大师地位。37、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民国63（1974）年版，页6。

[36]总地看，牟对金氏的逻辑和哲学都作了评价，对他在逻辑方面的成就评价更高一些，而对他的知识论肯定不多，牟曾说过：他是我国第一个比较能精通西方逻辑的学者，对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训练也并不十分外行。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 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

[41]还说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像黑格尔一样，具有哲学家的本事，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冯氏以儒家自居，以为自己的哲学——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

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46]因之《乡村建设理论》虽为梁先生最用心的著作，企图从对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的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牟氏认为，它的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是颇有问题的。